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，三年自然災害，“大躍進”后遺癥——天災人禍，餓死者眾，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困難的時期。那時候我讀小學，是個好學生。1966年“文革”開始時，我11歲，讀小學五年級，就被卷入了紅色的浪潮中，革命之火在胸中燒得火熱，12月中隨“紅小兵”組成的“驅虎豹戰斗隊”乘火車到了北京，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歲誕辰時，看上他老人家一眼。其實，到北京時，已值“大串聯”的尾聲，老人家讓“打回老家去，就地鬧革命”，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門城樓，鼓動學生們進京膜拜。之后，全國各大中城市都相繼爆發了革命派別之間的武斗，工廠停工，政府關門，學校停課，學生們有近三年時間無學可上。那時，我住在縣政府家屬院，因小學時毛筆字比同齡人寫得好，便經常被革命干部們拉上幫忙抄寫大字報，于是，也就有了免費練習書法的機會。大字報的內容中，有批叛徒內奸的，有批“孔老二”孔子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。1969年，學校復課，我直接上了初中，教材內容多以階級斗爭、憶苦思甜題材為主。至高中一年級時（那時的初、高中皆改為兩年制），趕上了“智育第一”回潮，學校里學習的氛圍漸濃，我有幸得到了一本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（手抄本），記得第一句便是“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，要內外整潔；既昏便息，關鎖門戶，必親自檢點”，以及“施惠莫念，受恩莫忘”、“勿營華屋，勿謀良田”等，雖不能完全理解，卻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。
由上可見，我們這一代人的基礎文化功底是很淺的，小學讀了五年，中學也只讀了四年。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，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勢下獲取的。所以，我經常說自己沒文化，絕無過謙之意。
1976年，以粉碎“四人幫”為標志，長達十年的“文革”結束了。那年10月，我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（“文革”期間共招收了五屆）被推薦進入鄭州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學習。雖然也還是延續了學工、學農、學軍的傳統課程，但在剩余的時間里，同學們讀書的自覺性日漸高漲。學制雖然僅為三年，卻還是學了不少的東西。特別是我們這一屆的老師們，多是因“文革”而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的國家部委的老翻譯們，水平很高。我們有農村插隊勞動的經歷，師徒相處以友，彼此授受以誠，畢業時，基本達到聽、說、讀、寫、譯較為自如的水平。在一年后全國外貿系統業務員外語測試時，我在河南考了個第一，算是老師們水平確實很高的例證。
1982年7月，我受河南省外經貿廳的委派到香港工作，之后近十年的時間里，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領導（含兩任省委書記）或親自率團出訪50多個國家，開闊了視野，最大的收獲，是在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與傳統和現代文化交匯的地方，開始認真對比多元文化的差異和趨同。1989年，當《菜根譚》在日本暢銷后復而引起國內讀書者的關注時，我有幸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此書，也開始從中窺見中華國學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。“史中尋道”的意識也是在那時形成的。